法学专业论文【优秀13篇】

大学生活将要谢下帷幕，众所周知毕业生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计划的、比较正规的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形式，写毕业论文需要注意哪些格式呢？这里是人美心善的小编演员为大家收集整理的13篇法学专业论文，欢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法学论文毕业论文 篇1

法学毕业论文探讨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法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的至上性，即作为人民意志的宪法和具有最高的权威。但是，在家走向化的过程中，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权威又是必不可少的。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把十二亿多人的力量凝聚起来，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不仅现代化实现不了，而且必然陷入混乱的深渊。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历程得出的结论，也是分析许多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或创新使执政党既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核心作用，又不至于蜕变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集团，这是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各方仁人志士共同探讨，但并未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以就教于各方。

一、 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需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当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并伴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政府扮演的仅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治变革发生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同时担负着民主化以及发展、稳定等多重任务。

其任务的艰巨性和操作上的精巧，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政府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因此，中国被迫同时也是必然地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本来，限制政府权力是法治的出发点和基本内涵，但我国的法治建设则要将限制政府权力与维护政府权威统一起来，从而增加了制度设计的难度。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执政党在这种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党在整个无产阶级体系中居于最高的领导地位，它应该而且必须领导国家政权。因此，如果说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那么实际上这个政府就是党抑或说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维护政府的权威本质上是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信从的政治力量，它集中体现在个人或某些集团身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政治权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蒙昧到文明，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政党取代其他传统政治力量领导政治生活，成为政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据统计，在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体制而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政党，实行政党政治。

①对于努力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

因为，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机制的调整过程，而法制的现代化从理念来说是强调一套民主、公正、自由和法的至上性的观念体系，在制度上则是要建构一套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的制度体系。

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和权力格局的矛盾与冲突，要比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得更加激烈。而且，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原有的社会政治机制逐步丧失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来维护新的政治秩序。强有力的政党与有效的政党制度，无疑是这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维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

程燎原、江山二位学者在研究了法治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后，指出了政治权威在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即阐述或传输法治理念；制定法律和调适法度；循章守法和监督法律的施行。

①看来中国法治建设不能没有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而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政治权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她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

法学论文 篇2

一、兴文化风----营造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的浓厚氛围。

文化，从广义上说，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一部分的法院文化，主要是指以审判为职业的一群人，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审判色彩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行为规范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载体的总和。我国的法院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感和先进性，是法治精神与法背后道德价值的完美结合，主要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

在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过程中，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主题活动，领导班子和全体法官及其工作人员在理念上会对法院文化产生广泛的认同。以此为契机，结合法院工作实践，找准文化建设的基本载体、主要内容、步骤方式：首先、增强"文化兴院"的意识。要充分意识到法院文化建设对改进法院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学风的促进作用，意识到法院文化建设对提升法院管理水平，树立法院良好形象的促进作用。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增强法院文化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规划"文化兴院"的蓝图。通过调研制定法院文化建设的框架，将作风建设、审判业务、队伍管理等全体部纳入法院文化建设之中，制定好文化建设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再次、落实"文化兴院"的各项举措。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狠抓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文化建设各项举措的落实，让法官及其工作人员体验到法院作风的大改进，形象的大提升，从而激发出大家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热情和潜在的能力，使“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与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取得有机统一。

二、树职业人----通过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为法官成长创造平台

法官综合素质的提高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目标。要通过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弘扬法院文化引导人、凝聚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功效，以提升人为第一要务，加强法院行为文化的培育。主要是：

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培养法官善于学习，乐于学习的学习文化。可以这样说，素质大提升，能力大发展，眼界大开放，学习教育是关键。要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在全院大兴学习研究之风，引导大家学以养德、学以增智、学以致用，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观念。

要以“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为契机，通过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法院志存高远，修身养廉的廉政文化。要按照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障，监督是关键的指导思想，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力度。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在活动中为法官上好党课和廉政课；坚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状；严格执行《法官行为规范》，加大违法违纪的查处力度，强化反面警示教育作用。

要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有意培植业务精通，技能娴熟的专业文化。坚持业务培训和理论研讨双管齐下，请进来与走出去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发挥法官论坛、理论研讨会、专家讲座等文化平台的作用。树典型、学榜样，引领干警提升思想境界、司法能力和文化素养。

三、做管理功----通过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为法院管理夯实体制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指出："管理出公正，管理出效率，管理出廉洁，只有增强司法管理能力，我们才能带出一支精良的队伍，才能提高审判的质量和效率，才能使机关的工作有条不紊，实现规范化和现代化。"

要使“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的成效持续发挥作用，制度是保障。为此，要“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过程中，注重培育人本管理，以德治院的制度文化，实现理性管理、柔性管理、长效管理，减少和避免感性管理、刚性管理、突击管理。

第一、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培植科学民主的决策文化。法院领导班子成员要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加强学习，更新观念，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人才观和群众观，不断提高自身的决策和驾驭能力，做到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

第二、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培植制度健全、执行有力的管理文化。要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反思、检讨法院的管理机制，完善决策目标、执行责任和考核监督体系，按照量化管理、动态管理的要求，分解权限、细化措施、加强监督，不断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使法院管理更加制度化、标准化、人性化。

第三、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培养强有力的执行文化。要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强化监督，让遵守制度成为习惯，使服从管理成为品质，在全法院营造风正气顺，干事创业的风气。

第四、行为民事----通过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深化司法为民举措。

法学论文毕业论文 篇3

【关键词】缓刑制度现状适用条件适用程序考察监督

近年来，我国推行刑事轻刑化的司法理念，作为在判刑的同时暂不执行刑罚的缓刑，无疑成为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宠儿。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它的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刑罚的可能性。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推动我们刑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缓刑的具体实施及如何去实施、如何监督等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往往使该适用缓刑的却未适用，不该适用却适用，导致缓刑的目的无法实现，甚至有些法官、有些地方使缓刑成为有钱、有权人的避难所，大大破坏了罚当其罪的立法原则，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完善缓刑制度。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

缓刑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它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我国刑法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判决时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2002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2004年则为15%，2005年为31%，这样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滥用之嫌。

（一）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

1、职务犯罪。据统计，恩平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适用了缓刑。

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小，且犯罪后又能及时报案、积极抢救被害人和赔偿其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有利于维护被害人亲属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判决后群众认同度高，占缓刑案件总数的25%。

3、故意伤害罪，缓刑适用率也很高，法院在进行宣判时，同民事赔偿挂钩，并决定着是否去适用缓刑。

4、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像犯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告人，盗得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时，法院也经常会有宣判缓刑的。

（二）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其本身与适用缓刑无必然的联系，但不少审判人员将罚金的数额大小及其到位率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有时也会误导一些不懂法的人认为违法犯罪不要紧，只要交钱就不用坐牢，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地方财政差，法院依靠罚金上缴后返还使用来弥补经费不足。

（三）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

2006年上半年，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司法实践中减轻处罚的较多，如果再有自首、从犯等从轻情节，法院一般都会判处缓刑。在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而适用缓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相信以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判决会继续上升。

总之，缓刑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之一，正确适用缓刑制度，不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减少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滥用这项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缓刑制度适用和执行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问题和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二、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问题

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难于操作。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缓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必须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罚。（2）不是累犯。（3）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的这一规定，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情节、罪犯的悔罪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方面，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什么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践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缓刑的适用。有使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的问题上实际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很可能会致使法官在考虑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陷入无所适从的状况，同时又容易误导法官过度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极有可能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这不符合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容易导致对一些本不该适用缓刑的罪犯适用缓刑，对一些应当适用缓刑的罪犯却没有适用缓刑。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问题

程序公正是做到实体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选择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不当意向，而且还能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我国虽然有一些司法解释对缓刑适用的程序性内容有所提及，但我国缓刑制度上没有设置程序性规范，极大地影响了缓刑裁量的公正性，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

1、缺少透明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是否判缓刑，须通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评议，讨论犯罪人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随后才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但其合议庭和审委会的讨论决定过程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谁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预测的，这点使人难以信服，同时使社会也难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

2、缺少有效的监督。缓刑适用的取决权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但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若则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虽然可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对缓刑的适用认识比较模糊，极少就那种可与不可适用缓刑的案件提起抗诉，故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不是有效监督。

3、缺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在司法实践中，判适用缓刑前缺少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监督权，只是单纯的就案办案，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判缓刑，对一些无经济来源闲散人员、平时表现不够好的被告人也判缓刑，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对缓刑犯的监管改造。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问题

对缓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规定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

。这种考察和管理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1、监督考察的组织不健全。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上，由于公安机关的人员不足，工作任务繁重，目前尚未建立缓刑考察机构，对缓刑考察无暇顾及。往往由法院代行公安职能对缓刑犯进行走访考察。另外，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使得缓刑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

2、交付监管脱节。法院在缓刑判决后，只送达执行通知书给公安机关，而不负责将执行落实到位；有的作出判决后，让缓刑犯自行到所在地派出所报到；有的在判决生效后迟迟不交付监管文书送达执行机关；还有的缓刑犯有意或无意不去报到，而外出打工，造成缓刑犯事实上的脱管。由于监管手续未能很好的衔接，在实践中基层派出所未能全面及时掌握本辖区缓刑犯的情况，影响了监管和考察工作的开展。

3、现行的考察方法不适应新形势。现在流动人员犯罪日渐突出，原来以户籍、粮籍、工作单位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对缓刑犯管理、考察、帮教等职能。

三、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

1、缓刑适用条件要详细、明确、具体。缓刑适用条件，即具备哪些条件就可以适用缓刑，这在判处刑罚时对是否适用缓刑起着决定作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于再危害社会是我国缓刑适用条件。

犯罪情节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对他人的攻击性，以及由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和损失，因而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应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如果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深而且造成了较大的客观危害，仍然对其适用缓刑，则可能丧失法律的公正性。故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考察犯罪情节的主要内容是犯罪人主观恶性以及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程度。基于这一标准，成为对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时的考察对象有：（1）能够理解和宽容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如，因经济困难而盗窃的犯罪人主观恶性要小于出于贪图享乐和敛财为动机的犯罪人。对于前者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但对后者考虑适用缓刑时，则须慎重考虑适用缓刑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2）过失犯罪。过失犯其实其主观上并不想犯罪，其并不支持危害结果的出现。因此可以相信即使不对其实际执行刑罚，其也不会再去实施犯罪行为，对此类犯罪同样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3）因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而造成的犯罪。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构成犯罪的，其行为人本身主观恶性较小，适用缓刑一般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4）犯罪中止、犯罪预备和某些犯罪未遂。中止犯虽然是在故意心态的支配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他在犯罪过程中，心态已经发生转变。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表明犯罪造成的客观危害不严重，同样可以考虑去适用缓刑。

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行为的主观心态的外在反映。犯罪行为是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犯罪行为人对这些事实持何种态度，这是刑事审判活动中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依据。只有犯罪行为人真正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并有消除这种危害性的愿望和表现，才能够说明犯罪行为人已经从中汲取了教训。悔罪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类：（1）以积极的行为减少因其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如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积极进行协助抢救、退赃、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积极赔偿等等；（2）愿意接受处理、积极配合侦查工作。这包括主动投案自首、揭发同案犯、提供犯罪线索、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等情形。

在考察了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后，还应考虑到若对其适用缓刑，将来是否会危害社会。社会危害性是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将影响到犯罪行为人应负何种刑事责任和刑罚执行方式，对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预测结果关系到缓刑的适用。所以，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缓刑预测制度，内容应包括：（1）犯罪历史。（2）个人经历。（3）生活环境。（4）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可以期待到的效果。如果是真正想通过得到缓刑机会来痛改前非，这种犯罪人一般都会十分珍惜缓刑这样的机会，约束好自己的行为，改过自新，努力去证明自已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故可以期待对这类犯罪人适用缓刑能取得较好的效果。（5）一贯品行。（6）犯罪人身体和精神条件。像患病或残疾而丧失犯罪能力的犯罪人，可以多考虑适用缓刑。相反，那些心理变态、情绪难以自我控制，以及具有某方面瘾癖的犯罪人，则容易在不正常心理和情绪的驱使下，或者在某方面瘾癖（如吸毒、酗酒）的控制下再次犯罪。

2、明文规定应当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以便有法可依。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详细表述如下：“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诚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1）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2）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3）犯罪中止的；（4）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5）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6）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1）累犯；（2）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3）同时犯数罪的；（4）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5）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6）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3、支持、鼓励法官依法适用缓刑。“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标准，实际上是由法官根据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观判断。作出宣告缓刑的法官，极有可能要面对被判处缓刑的人以后再次犯罪，若因此就归咎于法官的判断失误，就可能会影响到法官对犯罪人宣告缓刑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缓刑功能的发挥。因此，鉴于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当支持、鼓励法官有足够的事实依据令其相信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即使被判处缓刑人在缓刑考验期间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销缓刑，也不必追究原判法官判断失误的责任。另一方面还应规定，法官若不按照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的条件对犯罪人进行审查，在犯罪人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宣告缓刑，致使被判处缓刑的人在缓刑期间再次危害社会的，就应当追究原判法官或者的责任。这样可以监督法官滥用缓刑，增强法官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励法官依法大胆地去适用缓刑。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完善

我国刑法有必要增设缓刑适用程序的规定，把人民法院的缓刑裁量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社会的参与权都置于阳光之下，现笔者提一些粗浅的建议：

1、提高缓刑适用的透明度。凡判决缓刑的案件，审判人员应从犯罪情节、犯罪危害、社会影响、主观性等在判决书中全方位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论证，结合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及受害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在法律的准绳下将证据列举分析论证适用缓刑的理由，杜绝暗箱操作。

2、采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法院各级领导要重视缓刑案件的审判工作，制定有关适用缓刑案件的监督办法，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既要加强对个案审理的监督、指导

和把关，确保个案质量，也要强化宏观管理，切实控制好缓刑案件的总量和质量。不但要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同时还要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发挥本院审判监督庭的职能，对缓刑案件定期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1）参加人员。包括合议庭组成人员、案件的公诉人、公安机关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受害人及其家属、被告人及其家属、被告人所在单位代表、被告人单位、学校、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等有关人员。上述人员除公诉人外，并非法定参加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法院的邀请参与听证没有法律上的保证，是否参加听证会应当由其自行决定，因为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提供证据并非其法定义务。笔者认为，听证人员不需要固定模式全部参加，可以根据案件的需要，案件的关键人员能够到场即可，如伤害案件的被害人、被告人的单位和住所地的管理人员等，公诉人到庭时可以征求其意见，侦查人员和其他有关的人员，如果不能到场，可以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意见。听证方式可以灵活掌握。但听证人员必须是与被告人“相关”的人。

（2）听证内容。应当围绕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社区改造环境、缓刑考察期间的义务能否得到切实履行等进行核实，并确认对犯罪分子缓刑考察期间的监督责任能否落实。

（3）听证的程序。首先，由法官支持适用缓刑；其次，由各方发表同意或者反对的意见，并可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必要时法官可以主动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在法庭上公开；再次，由被告人作陈述，表明对自己适用缓刑的态度和在缓刑考察期间的义务如何去落实等。

（4）听证结束。听证后，合议庭应根据各方的意见综合考虑，作出适用或不适用缓刑的判决。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完善

为了充分发挥缓刑在感化挽救犯罪人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缓刑适用的社会效果，现行刑法关于缓刑考察制度的规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设立监督考察组织。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和专职从事缓刑监管工作，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制度，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并通过立法加以规定。对具体缓刑的考察，可由县级考察机构直接委派考察人员，专职负责考察工作，并加强与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的联系，积极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对缓刑犯进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考察、教育和管理，如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了解其表现情况，联合组织对辖区内的缓刑犯进行法制教育等。另外，还定期向法院提交缓刑犯的考察报告。

2、加强对缓刑执行的监督。缓刑犯交付工作之所以脱节，主要是缺乏监督所致，因此，应尽快完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对缓刑犯监管工作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自身要对缓刑执行的监督高度重视，对公安机关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并将此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列入对监所部门的考核范围。

3、完善交付执行的衔接机制。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在交付执行前对在押的缓刑犯采取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以确保交付执行前对缓刑犯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建立执行回折制度，在法院送达的执行文书上附加执行回折，此回折不是为了证明执行文书是否送达，而是让执行机关将缓刑执行是否落实的情况及时以回折的形式回复给法院，法院收到此回折，确定执行已经落实后完成执行交付手续。另外，应制定制式协助执行通知书，缓刑犯有工作单位的，发到缓刑犯工作单位请其协助执行，没有工作单位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发到缓刑犯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请其协助执行，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强对缓刑犯的考察和帮教。

4、在缓刑犯所在地进行公示。将缓刑犯的罪行、判决结果、悔罪表现在被告人的工作单位、居住地进行公示，说明缓刑犯应当遵守的监督管理规定，发动当地群众协助对缓刑犯的监督和帮教。并在缓刑犯工作单位、居住地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便于随时了解群众意见。

5、建立考察联动机制。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

四、结束语

通过对我国缓刑制度适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的盲目性大，有些司法人员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的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与法治的要求相差太远。另一方面，有些司法人员对缓刑适用的冷淡态度令人忧心。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缓刑适用以及缓刑考察方面进行谈论，对我国缓刑制度提出完善见解，细化缓刑适用条件，规范缓刑适用程序，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检、法都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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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阮方民：《对改进我国缓刑制度的两点思考》，《法学》2000年第10期；

8、冉容著：《设立我国缓刑保护观察制度的构想》，《人民司法》2002年第12期；

9、赵小丽：《浅论缓刑的执行》，《江门审判》2004年第10期；

法学论文6300字 篇4

关键词：区际法律冲突；法律选择；选法方法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

1问题的提出

案件情况：香港鸿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润集团）因资金短缺，向香港中成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成公司）借款，双方签订了一份《贷款协议书》，约定鸿润集团向中成公司借款1000万元港币，还款日期约定为1995年11月28日，广东省江门市财政局（以下简称江门财政局）为该笔借款的担保人，并且江门财政局出具了一份《不可撤销担保书》，担保书中注明了“本担保书适用香港法律”。双方还约定，担保书生效要件为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在见证人处盖章。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后，鸿润集团没有按期偿还借款。之后中成公司要求担保人即江门财政局履行担保义务也未能成功，遂在2000年8月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法律诉讼，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争议焦点：《不可撤销担保书》是否有效？江门财政局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法律冲突：根据香港地区法律的规定，对于内地的政府部门对外提供担保并没有作出任何限制，故《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合法、有效担保。但内地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做担保人，该担保行为由于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而无效。

那么，在法律规定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运用何种方法选择法律的适用？

2区际法律冲突

区际法律冲突指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区际冲突法是指用来解决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适用的法。区际法律冲突的规定大多出现在联邦制国家、复合法域的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内部都具有多个独立法律制度行政区域，所以在其国内，通常会出现不同法域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区际法律冲突不仅只发生在联邦制国家，复合法域的单一制国家也同样会发生，比如我国。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但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分别回归祖国。同时，我国允许港、澳自^v^恢复行使主权之日起50年内原有的法律基本不变。由此我国出现了“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局面。根据已经生效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这在法律方面表现为享有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而其原有的法律法规，除与基本法发生冲突必须修改的外，均予以保留。同时，台湾地区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都各自构成独立的法域，施行不同的民商事法律，区际法律冲突也随之而来。

我国现今也没有专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立法，只是在最高院关于适用《^v^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9条中规定了：“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冲突法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舶来品，每当我们谈起冲突法理论必然会称赞欧美，而且在现代冲突法的发展史上，美国也的确扮演的是开路先锋的角色。因此，接下来我们将以前文中的案例为例来研究美国冲突法理论发展中较突出的几种选法理论，包括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利弗拉尔的“较好法律的方法”、贝克斯特的“比较损害法”和里斯的“最密切联系说”。

3美国国际私法中的选法理论

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

布雷纳德·柯里（BralnerdCurrie）指出：“冲突法的核心问题或许可以说是……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州的利益存在冲突时，确定恰当的实体规范的问题，换言之，就是何州利益将让位的问题。”

美国的传统国际私法理论认为，由于涉外民事法律案件涉及不同国家的法律而导致法律冲突问题，所以涉外民事案件都是法律冲突案件。柯里从根本上否定了上述传统观点，认为涉外民事案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产生法律间的“真实冲突”;另一类只会产生法律间的“虚假冲突”。

虚假冲突，指一个案件所适用的两个国家的法律，在具体规定上产生了冲——但是二者背后所涉及的政府政策并不发生冲突。政府利益分析说认为，虚假冲突有以下两种：一是对一个案件具有某种联系并有可能被适用的两国实体法规——在内容上完全一致；二是虽然两个有关国家都与某个案件有联系，而且两国实体法规定也截然不——但是只有一国对该案件具有适用法律的利益。

真实冲突，指两个有关国家都与该案件有联系、两国实体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且体现的有关法律背后的政府政策也存在冲突，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冲突现象叫真实冲突。柯里教授以为，只有在真实冲突案件中，才会发生法律冲突问题，而且也比较容易解决，因为法院在审理真实冲突案件时，一般来讲无权衡量哪个国家的利益较为优越，法院只能适用法院地法律。

本案中，香港地区的法律对政府机关提供担保未作任何限制，由此可以看出香港地区的法律所要保护的是债权人的合法债权。按照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理论，我们可以得出香港地区政府制定该法律的利益是香港地区公民的合法债权这一结论。但是《^v^担保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不过该法是1995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所以该案还要考虑其他法律规定。根据外汇管理局于1991年发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提供外汇担保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和最高院在1988年通过实施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6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国内地禁止国家机关对外提供担保，江门财政局属于国家机关，所以其担保行为无效。江门财政局作为国家机关，往往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和地方规范的制定者，政府机关作为担保人参与经济活动，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秩序。按照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理论，我国内地法律制定的利益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安全与稳定。 在本案中，香港地区的政府利益和内地政府利益是存在冲突的，而且是真实冲突。按照柯里教授的理论，两方政府的利益是无法判断孰优孰劣的，故只能适用法院地法，即内地的法律规定，江门财政局的担保行为无效。

利弗拉尔的“较好法律的方法”

在美国的现代国际私法学界中，莱弗拉尔（RobertA·Leflar）的“法律选择的五点考虑”方法在美国法律选择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考虑因素包括：结果的可预见性；州际和国际秩序的维持；司法任务的简单化；法院地政府利益的优先；适用较好的法律规范（betterruleoflaw）。由于莱弗拉尔的第五点考虑是其理论的关键因素，所以人们常将他的理论概括为“较好法律的方法”。

利弗拉尔认为，每一个聪明的法院都会选择适用一种对本地社会经济利益有好处的法律规范，而不会问这个法律是法院地的还是其他法域的。

下面我们按照利弗拉尔提供的五点考虑因素来考虑本文案件的法律选择。

首先是结果的可预见性。在本案中的《不可撤销担保书》中明确注明了“本担保书适用香港地区法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担保行为发生时案件各方当事人其实是认为适用香港地区的法律对日后自身权益的维护是更有利的。但是内地的法律法规禁止政府机关作为担保人的行为，所以若适用内地的法律规定来认定江门财政局担保行为的效力，债权人对于该担保行为的结果应当是可以预见的。

其次是考虑香港地区和内地之间秩序的维持。利弗拉尔认为，这一因素的考虑实质是要求法院必须适用与案件有实质联系的法律。鉴于该案件法律冲突的复杂性，无论是香港地区还是内地的法律都是与该案件有实质联系的。

第三是要将法院的司法任务简单化。该案中原告提起诉讼的法院是担保人住所地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就是在内地，所以适用内地的法律是更有利于法官审理该案件的。

第四是法院地政府利益要优先。结合前文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分析的结果，该案件应适用内地的法律。

第五是适用较好的法律规范。内地的法律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而香港地区的法律是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就整个市场经济稳定而言，个人的利益是渺小的，所以笔者认为内地的法律是较好的法律，应适用内地的法律。

综上，根据利弗拉尔的“较好法律的方法”中的五点因素分析法，我们可以看出适用内地的法律更为合适。

贝克斯特的“比较损害法”

柯里教授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在解决真实冲突案件时，其结果往往导致的是适用法院地法，因此遭到了批评。而利弗拉尔的“较好法律的方法”也同样遭到了攻击，因为有部分学者认为法院在采用这种方法解决真实冲突案件时是将法院的地位放在了立法机关之上。在此情况下，贝克斯特（Baxter）提出的一种新方法即“比较损害法”。

所谓“比较损害法”，是要求法院在审理真实冲突案件时适用这样一个州的法律，即假如不适用它的法律规范，则这个州的政策将会受到最大的损害。贝克斯特教授认为，法院在审理真实冲突案件时总会遇到内部政策和外部政策这两种独特类型的政策目的。内部政策，是解决每个州内私人利益之间冲突的基础；而外部政策，是在不同州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所产生的政策。贝克斯特教授指出，在具体的真实冲突案件中应当比较两个有关州的内部目的，看哪一个受到了较大的损害。如内部目的受到较大的损害，那么它的外部目的就应该实现，即适用它的法律。

内地法律的内部目的是通过限制本地区的国家机关主体来保护在其区域内的其他经济主体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然而在该案中，担保人是内地的政府机关，债权人是香港地区的公司，所以这就要探究内地的法律的外部目的是什么。通过探究，我们发现内地的法律规定的外部目的是通过限制本地区内的国家机关主体来保护该区内的经济利益。

根据贝克斯特教授的比较损害分析法，我们还应当探究香港地区的法律进行分析。香港地区法律的内部目的是不限制其区域内担保人的主体资格来保护其区域内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然而，该案中的担保人是内地的主体，所以我们依然要探究香港地区法律的外部目的。按照同一分析方法，可以推知香港地区法律的外部目的是通过不限制内地的担保人主体资格来保护香港地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假设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件时适用香港地区法律。适用香港地区法律规范的结果是使内地的内部目的遭到重大损害，这种做法将使内地的其他经济主体尤其是无法拥有政府机关特殊地位的主体处于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扰乱市场秩序，而且剥夺了他们根据内地的法律规范本应得到的保护。

又假设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件时适用内地的法律。适用内地法律的结果也会使香港地区法律的内部目的遭到损害，然而，适用内地法律只会使香港地区法律的内部目的遭到部分损害，因为对于整个内地的市场经济来说，香港地区个别债权人的利益损失占比较小。

通过上述假设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适用香港地区法律就会使内地法律的内部目的遭受巨大损害，而适用内地法律只会使香港地区法律的内部目的遭受部分损害。而根据两个地区法律的损害程度，我们又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在该案中，由于香港地区法律的内部目的遭受的损害比内地法律的内部目的遭受的损害小，所以香港地区法律的外部目的就应当服从内地法律的外部目的。

里斯的“最密切联系说”

最密切联系原则，又被称之为最近、最强联系原则，是指在选择某一个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时，要从整体上综合分析与该法律关系有关的各种因素，最终要确定与该案件的事实和当事人有最重要、最本质、最真实联系的一个国家或地区，以该地区的法律作为其准据法。最密切联系原则在现代国际私法中被广泛应用。

美国的《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的理论基础是毕尔教授提出的“既得权学说”，而美国的《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理论基础是里斯（WillisReese）所倡导的“最密切联系说”。在《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最密切联系的特点在于，它突破了美國传统国际私法规范的公式性，具有相当的弹性，该方法只有在具体案件的具体分析中才能反映出“最密切联系”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该特点是通过联系因素列举表体现出来的，所谓联系因素的列举表，就是说《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在解决诸如侵权或合同领域中的法律冲突时，并不是像美国传统国际私法那样只规定一个联系因素作为寻找准据法的依据，而是根据特定领域的本身要求规定几个联系因素，从而为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提供一个较为灵活的依据。最能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当属《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第六条的法律选择原则。 与该案担保合同效力判定相关的有以下条款：第194条担保合同、第187条当事人选择的州的法律的第2款、第188条当事人未作有效选择时的准据法的第1款和第2款。对这些联系将按照其对该特定问题的重要程度加以衡量。

对于本文中案例法律的选择，其实首先我们应当探讨的是《不可撤销担保书》注明的“本担保书适用香港地区法律”是否是当事人选择的有效准据法，但是又根据上述法律第187条第2款例外条款的规定，我们只能先假设当事人未能选择有效的准据法，然后按照188条第2款列举的联系因素探索与该案有最密切联系的地区。

首先，《不可撤销担保书》中约定：担保书必须经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政府签字见证方可生效。由此可以看出该担保合同属于附生效条件合同，担保人江门财政局出具该承诺书后交由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政府之后在见证人处进行了盖章以表示其见证，至此该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达成，合同生效。所以笔者认为该担保合同的生效地在内地。其次，《不可撤销担保书》虽然是江门财政局单方面出具的承诺书，但是符合担保合同要件，合同双方的主体是担保人江门财政局和债权人中成公司。担保人江门财政局的工作场所、住所地均在内地，而且其财物来源也是在内地。理论上，金钱作为标的物的债务履行，接受金钱所在地的一方一般为合同履行地，所以香港地区应为该合同履行地。但是单就该担保合同来看，保证人江门财政局作为合同的主要义务方，与内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笔者认为内地应当作为《不可撤销担保书》的最密切联系地。

接下来我们探讨《不可撤销担保书》注明的“本担保书适用香港地区法律”这一法律选择条款。根据上述187条第2款和第6条第2款，我们可以看出在法律选择问题上除了尊重当时人的意思自治外，还必须考虑该问题背后的政府利益。当按照当事人的选择适用香港地区法律时，将破坏内地市场整体的稳定，将侵害内地的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其基本政策。所以《不可撤销担保书》中的法律条款的选择不是有效的法律选择，该案件的解决只能适用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内地的法律。

4美国冲突法选法理论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法院的判决书一直沿用“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经审理查明、本院认为、判决如下”这样公式化的表达，“判决不说理”成了社会各界指责的焦点。与美国法官书写的判决书相比，我国的判决书机械的表达方式严重缺乏理论依据，造成的结果是法官不愿发散思维，审判结果缺乏说服力。

法官作出判决而不说明理由，即使实体正确，也是有违自然公正的，因为“正义不仅要做得出，更要做得让人看得见”。法谚有言：法官知法。即便任何人均有权拒绝对案件作出评判，法院仍应针对案件的相关事实提供合理的解释，这就是法院不得因法律的不完备而拒绝裁判的道理。更何况，法院就个案法律事实间所造成的利益冲突进行价值判断本身并非难事。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允许法官“造法”的国家。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案件，在无法找到准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法官可以发散思维，运用现有的法律规定和法学理论处理案件。这样的判决实践除了为后来的案件提供判决指导，更大的作用是丰富法学理论知识。从实践到方法，从方法到实践，美国冲突法的理论就是在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日趋成熟的。所以，运用法学理论丰富法院的判决结果、美国法官勇于实践的“造法”精神都是我国法官在实践中需要学习的地方。

美国冲突法理论对美国州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意义十分重大，同样对于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也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鑒美国冲突理论方法，对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的选择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邓正来。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2]王承志。美国冲突法重述之晚近发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法学论文2300字 篇5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概念

此处的国家法并非广义的国家法，而是一种狭义的国家，即国家制定法，与奥斯丁所称的主权国家所制定的法律相似，首先要满足权威性制定即通过法定的国家机关制定，在不同的国家，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法定的机关也不同，我国法定的机关是全国^v^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家法的一个经典且传统的定义是：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权利和义务为调整机制，以人的行为及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而关于民间法概念的说法则林林总总，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更没有一个权威的概念，从古至今，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利益、站在不同的角度给民间法下有不同的定义。

二、民间法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分析

下面我先例举两个典型民间法的例子，从而避免以理论解释理论的错误方法出现，以便描绘一种具体民间法形象。我的家乡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由于是少数民族自治的地方，有许多具有当地的特色的一些制度，更准确的说是村规民约。关于土地承包权的转让的一些规则是这样。甲、乙是本村的两名农户，(必须是本村，不同村的村民之间是没有转让土地承包权的权利、就算他们转让了，是的不到本村村长的即广大村民的承认，得不到承认的话，在后续的土地使用过程中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甲有一块土地想转让，而想受让这块土地。

那么他们就必须按下面的规则和程序：1.二人必须把本族的族长、村长、村里有名望的人及已满十八周岁的邻居召集起来。2.地点必须是受让人家里。3.转让人与受让人必须当着大家的面讨价还价，最后在大家的见证下确定最终价格。4.最后通过手写的转让契约实现土地承包权的转让，但在契约上必须有在场人的按手印。5.所有程序完成后，受让人还必须请在场人员吃饭。这种土地承包权的转让手续十分复杂，但作为当地的一种民间习惯，又能的全体民众以致拥护，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而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相关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如果发包方不同意，应当在七日内给出不同意的理由。承包方转让承包土地，发包方同意转让的，应当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报告，并且转让方在乡(镇)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提供的统一文本格式的流转合同上签字盖章，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承包方转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与受让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一式四份，转让双方各执一份，发包方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备案一份。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在指导流转合同签订或流转合同鉴证中，发现流转双方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约定，应当及时予以纠正，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当事人申请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登记的，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受理，此时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以下材料：(1)变更的书面请求；(2)已变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或其他证明材料；(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受理变更申请后，应及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规定的，报请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上记载。原发证机关应当予以受理，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通过以上的民间法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民间法与国家法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为何在存在这么大却别的情况下，民间法还具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中国不仅有着悠久的文明历程，并且还具有其它文明古国所没有的发展之连续性和平稳性特征。在这种相对平稳的政治格局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和制度具有明显不同于西方之处。“远东各国的人民与西方人不同，并不把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的希望寄托于法律，他们固熬也有法律，但法律只具次要的意义，只起次要的作用。”与礼相比，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是从属的、派生的，法律的制定要以礼的原则为依据，即所谓“撰礼准情，缘情定法”。并且法律的作用主要也是以明文规定与刑罚手段来维护礼教的完整，“礼之所出，则刑之所取，出礼则人刑”。“礼治秩序”是对古代中国社会秩序构建的真实写照。

三、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协调与互动

对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法理学界大致有过两种思路：一是要求送法下乡，以国家法去削弱民间法的兴盛地位；另一种则是苏力先生所大声疾呼的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沟通国家法和民间法，从而打破这种文化隔阻，逐步形成一种有利于沟通理解的公共知识，进而寻求妥协与合作。笔者认为，从规则多样的角度的角度看，国家法应当具有一种包容性。

(一)国家法应当善待民间法

国家法必须善待民间法是由我们的历史国情决定的。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孕育了一套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长期以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内在的为广大民众所了解和接受的生活逻辑和礼治秩序。

(二)国家法应当及时吸纳民间法的合理因素

从总的趋势和宏观角度讲，民间法向国家法的转换应是必然的事。因为，一方面，依法治国已成为治国方略，统一市场的冲击和国家集权主义的要求都会挤压着民间法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民间法的先天缺陷决定了国家法终将取代民间法。民间法的非正式性与分散性造成了人们遵守与不遵守的随意，增加了实施的混乱与难度以及交易成本的增加，因而民间法也有正规化的必要。建立理性化、制度化、统一化的制度安排，才真正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四、结语

要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协调互动，关键在于国家正式制度要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对接提供互动渠道与对话空间，这样才能界定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

法学论文2800字 篇6

关键词：教师法律素养必然要求提升途径

教育教学是教师职责，“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是教育的工作母机，法治国家里，教育依法治教，依法执教必然要求教师具有较高法律素养。因为法律素养影响着教师职业理念、职业道德与职业行为，提升法律素养是时代对教师提出的必然要求。

一、法律素养

法律素养是指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受后天环境以及法制教育的影响，通过个体自身的学习与法治实践，所养成的法律意识、法律思维以及依法处理事务的能力。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早已载入宪法，普法教育也已经进行三十多年，但是法律素养现状却不容乐观。一学者对杭州师范大学师范专业本科学生法律意识的调查结果如下：

另外一学者曾经对山东125名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法律意识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调查结果表明，师范专业大学生与中小学在职教师，法律素养都急待提高。

二、提升法律素养是时代对教师的必然要求

1.提升法律素养促进教师形成正确职业理念

教师职业理念是教师对职业的观点、态度、意识与价值的体系，是教师职业内部运行的职业道德规范。教师职业理念包括素质教育观与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学生观。正确的教育职业理念引导教师实施恰当的教育教学行为，因为教师的任何教育教学行为，都是在职业理念的支配下实施的。

现实中，人们更看重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它是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教育教学能力只是教师素养中的技术性要素，作为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仅有技术性要素显然不够，还需有人文素质。而法律素养则是人文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素质教育观与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学生观都要求教师面向学生全体，促进学生全体全面发展；要求教师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位学生，尊重其个性差异，关爱学生，不歧视与讽刺学生、更不能体罚与变相体罚学生；尊重学生权利，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保障学生安全，做学生的良师益友。而法律意识是法律素养的基础，其核心是强调对权利与义务的认知，只有权利与义务观正确，才可能正视与尊重学生权利，切实履行教师义务，将学生作为“人”来对待，才能深刻认识教育观与学生观的意义，并用以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因而提升法律素养有利于促进教师形成正确的教育观与学生观，从而树立正确的职业理念。

2.提升法律素养促进教师形成高尚职业道德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师不仅传授学生知识，培养学生能力，教学生学会做事；更要培养学生品德，教学生学会做人。教育实践表明，讲究工作策略、艺术和技巧是教育职业必然要求。教师队伍的日益专业化要求教师尽职尽责，具备高尚职业道德，对工作精益求精，对每个学生认真负责，促进每个学生成人，培养每个学生成才。

法律与道德密切相关。法律和道德在内容上相互交叉、重叠，而在行为要求上具有一致性。道德修养促进教师提升法律素养，而法律则要求教師坚守道德底线，坚持正确的权利义务观。恪守职责，终身学习，研究学生，熟知教育教学与学生成长规律，钻研学法与教法，处理好主导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完善教案设计，提高教学效益。同时，教师应当正确行使职业权利，妥当处理与学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工作中真正做到既严格要求与公正对待每位学生，又关爱学生；当学生遭遇危险时，明确教师有保障学生安全的义务，挺身而出保护学生，从而成为受学生尊敬的好老师。

3.提升法律素养促进教师形成良好职业行为

《教师法》赋予教师六大职业权利，教师职业权利是职权和职责的统一。法律素养有助于教师形成正确的权利观，这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与指导评价学生学业的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大多数教师在工作中做到了尽职尽责，但也存在个别教师守法意识淡薄，工作敷衍塞责，不完成教学任务；甚至滥用职权，随意体罚学生、侮辱谩骂学生；学生学业评价中弄虚作假、厚此薄彼甚至以权谋私等现象。如强行要求学生课外补课，强制初中毕业生报考指定学校，鼓动学生选“小偷”，并与“选出”的“小偷”谈话；为保证“教学业绩”，发动学生选最“差”学生，逼迫学习后进学生“退学”，等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权利是法律的核心价值。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可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让教师处于权威地位，如果教师缺乏权利平等观念和尊重学生权利意识，名为教育，实为侵犯学生权益的行为就会出现，美其名曰为学生好。因此，提升法律素养有助于教师规范其教育教学行为，避免行为违规。只有知法、懂法，教师才能守法与用法，做到依法执教。

三、教师提升法律素养的途径

1.积累法律知识

积累法律知识是教师提升法律素养的首要途径。虽然教师文化素质较高，懂得部分法律知识，但与法治国家和依法执教的要求相比，差距甚远。教师需要努力学习，不断积累法律知识，学会知法、懂法与守法，学会尊重学生权利，明确师生各自的权利、义务与救济途径。教师要特别注重学习教育方面的法律知识，意识到殴打学生、讽刺歧视学生等行为是体罚行为，强行要求学生课外补课与报考指定学校，逼迫学习后进学生“退学”等行为均属违法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

2.具备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律观点与法律态度的总和，是对权利义务的认知以及对行为的评价，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是人们在社会中学习、自觉培养及受法律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而逐步形成。教师具备了法律意识，才能自觉学习教育方面的法律知识，关注教育法律行为，自觉守法，促使教师依法行使自己的职业权利，尊重学生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寻求依法解决纠纷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并勇于承担法律责任。

3.学会法律思维，形成法律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语），法律的功能是分配权利义务并据以解决纠纷，促进社会内部结构完整。但重刑轻民的中国法律传统导致国人缺乏法律思维；多以“礼”和传统儒家道德伦理约束个人行为，权利与义务观念淡薄。只有当一个社会把法律视为行为的最高准则时，法律的公信力才能获得大家信任。因此，教师积累法律知识，具备法律意识，学会法律思维，明确师生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尊重受教育者权利，切实履行法律义务，不损害学生权益，重视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同时督促学生依法履行义务，学会依法行为的习惯，养成法律至上理念以形成法律信仰，教师才可能真正做到依法执教，

总之，教师工作是塑造灵魂、生命与人。在法治国家中，实施素质教育，教育依法治教，教师依法执教的时代，教师提升法律素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李晓燕。教师法律素养与教育公平的实现[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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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利平。卓越教师目标下的师范生法律素养刍议，[J].学理论2012（8）.

法学专业论文范文 篇7

第一，书法教学内容单一，书法艺术信息贫瘠化。高校非专业书法教育呈现出了一些弊端，如教材落后、因循守旧、缺乏新意。这些书法课通常把目光定格在让学生了解传统书法、获得一些历史知识或是进行纯粹的汉字书写训练上。这样简单地理解书法课，也会给学生造成一种误导：书法就是写字。第二，广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有待提升。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和相应的人文素质是成长、成才的重要基础。然而，一些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质不高，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较少。第三，以往的教学模式通常是以课堂为中心，缺乏对学生兴趣的关注，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也相对较弱。教师应改变书法教学以课堂为中心的模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第四，文化传承与教书育人没有相结合。书法艺术中积淀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而文化传承是育人之本。在书法教育教学实践中，一些教师往往忽视了文化的传承，单纯讲授技法。这种将文化传承与教书育人相分离的做法，使两者失去了血肉联系，缺乏有效结合。

二、非专业书法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措施探究

1.以提升学生人文素质为核心，改革非专业书法教育教学内容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我国非常重视人文科学的发展。书法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亲和性以及自身独特的艺术性。书法身兼文化与艺术的两重身份，不仅作为一种艺术存在，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学问存在。在众多的文化现象中，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书法可以作为深入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切入口。书法艺术课程的传授中渗透了人文精神，在书写实践、展览等活动中渗透了思想内涵、道德情操、认识能力和文化修养的教育。非专业书法教育的对象均是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因此，在设计书法教学时应考虑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加强中国书法史、书法理论、大学语文、古代汉语、诗词欣赏等方面的教学，拓宽学生知识面。强调学科间的整合，培养综合型、复合型人才。以中国文化的人文关怀为出发点，提高学生对书法在中国文化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唤起学生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热爱。非专业书法教育必须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与综合素质为教学目标，为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奠定基础。

2.治学与治艺相结合

书法艺术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中不断传承、延续、发展。如今，将书法艺术推而广之，让更多的学生认识传统文化、走进传统文化，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使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产生、发展脉络、艺术特征有所把握，激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的思考。将治学与治艺相结合，在培养和提高学生学术修养的同时，注重治学方法的传授；在提高学生书写水平的过程中，兼顾其治艺理念的确立和提升。在非专业书法教育教学中，教师应更注重审美方式与审美理念，使学生将对艺术的感知拓展到生活中，自觉地感知生活中的美。

3.改进非专业书法教育教学方式

教师在非专业书法教学中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创设特殊的艺术情境，分析经典作品，展开多元的评价，加强对学生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的培养。组织学生参加书法展览活动，引导学生运用所学技能展开创作，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对学生创作能力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当前，各类艺术作品展出场合不断增多，传播媒介日新月异，应该着力实现书法艺术信息多元化。改变以往书法课堂教学，适当运用多媒体手段，使学生把握最前沿的书法艺术发展动态，对学生未来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引导学生欣赏书法纪录片，获得丰富的审美体验，尽可能多地给学生展示的机会，鼓励学生互评，使学生在实践中获得自信，体现自我价值，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内在的学习动力。

4.加强第二课堂建设

法学论文 篇8

摘要 依法治国作为当代中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具有严格的形式性。研究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实际上就是研究法治逐渐走向理性的过程。法治的形式合理性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符合形式合理性的法治被称作形式法治，它不涉及人的主观好恶以及主观上的评价，因此，形式法治可以反对专制特权；形式法治有利于维护实体权利；形式法治有利于确保司法公平；形式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又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法治 形式合理性 绪论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彻底抛弃人治实现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的根本要求。按照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分类方法，法治被分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形式法治是一种严格要求法律体系形式合理性的法治，而实质法治则更多的体现在法律保障社会和人民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目前国外对于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争论和研究较多，一种普遍的要求是在形式法治的前提下更多的实现实质法治的要求。相比之下，国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则显得不足，只有少数专著和论文论及该问题。本篇论文试图通过对已有的材料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原先较为分散的观点和论述，并努力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论文分为四个部分：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二、形式合理性与西方法治的进化 三、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 四、在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第一部分从专门论述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入手，分析形式法治的一些基础性概念；第二部分则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西方法治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纳和总结出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法治的发展是法律形式理性化的过程。第三部分论述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第四部分结合我国的国情阐明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在探讨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进行区分和理解。（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什么是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呢？理解这一问题必须先明确两个概念，即什么是“形式性”和“合理性”。韦伯主要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形式”这一概念：首先是指按照抽象的一般性法律规则处理具体问题，而不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其次是指法律体系的独立性和自我完善性，即法律规则的适用不受道德、宗教、政治以及权力者个人意志等实体性要素的影响，强调法律的自治性。因此，形式性是指法律强调其外部形式，如一般性、独立性等，而不涉及它的内在价值范畴。而合理性则主要是一个政治社会学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意味着对一种政治制度的公认。”而这种公认又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公认价值。它们或者依靠法律规则，或者仰仗传统信仰，或者依赖统治者人格魅力而维持着对社会的统治。因此，合理性是与正当性相等同的概念，合理性的统治意味着这种统治被社会认为是正当的；同时这也表明合理性主要是一个价值的概念，具有合理性的事物意味着它得到人们价值上、情感上的认同。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指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规则，且用法律之内的标准来处理案件；同时法律一般、独立的性质被社会所承认，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以古罗马法为基础，经由欧洲学说汇纂派(即概念法学)的研究推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类型，它也就是实行“法治”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按照韦伯的观点，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社会的法律从近代以来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形式化、理性化是现代资本主义法律的根本特征，并且只有这种坚持形式理性的法律才能适应并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法律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化或形式主义的过程。［4］这里还需要辨析两个概念，即“形式化”和“理性化”。韦伯是在相近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化和形式化两个概念，若将法律的原则和规则进一步细则化、条件化了，这就意味着法律确定性和形式性的增加，可以说法律理性化是法律形式化运动的结果。但是，形式化与理性化也有不同。形式化的法律并不一定是理性化的法律。总之，理性化代表了人对客观世界自觉的技术性控制，而形式化是理性化必然的外部表现形式，但是只有这种形式化被置于人类理智的自觉控制之下才能保持理性，否则它只能走向理性的反面。（二）法律的实质合理性实质合理性是与形式合理性相对的一个概念。所谓 “实质的”是指社会根据道德、政治、个人意志等情感性要素对纠 纷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而不是根据精心设计的固定法律规则处理社会问题。对于二者的关系，实质和形式作为相对的概念当然具有统一的一面，实质合理性的法律也要具有一定的法律形式，但是“实体理性的法律与形式理性的法律类型的区别并不能仅从法律有没有形式化去理解(它们可能都具有形式化的法典形式),而且还必须从它们处理实体与形式的关系中去理解。”实质合理性的法律类型在立法上往往对法律规范与道德、政治规范不加区分，在司法上法律的适用倾向于屈从于实体的道德、政治原则的评价，因此法律缺少独立性、确定性，这种法律总的来说是“实质性”的。而形式理性的法律则相反，“形式性”的法律坚持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在法律规范与实体性的道德、政治原则关系紧密的场合倾向于排除实体性要素的干扰。关于二者的关系，韦伯的分析是精辟的：“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逻辑关系的判断。形式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秩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合理性。”［8］从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形式合理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客观性，即法律的形式是客观的、固定的。法律形式的客观性从根本上保证了法律自身有标准可循，从而避免了国家家长式的专制对法律的任意专断和干预。其次是可计算性。法律形式具有客观标准，一定时期之内不会改变，因此人们可以按照以往经验对即将适用的法律有所预计。最后是普遍适用性。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不掺杂个人的好恶感情，不偏不倚的适用于所有的团体和个人；而法律的实质合理性由于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因此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一个利益团体不可能把自己的主观标准强加于所有不同利益集团身上，因此它与形式合理性相比较少具有普遍性。 二、形式合理性与西方法治的进化（一）西方法治的发展历史西方法治的进化是一个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过程，即从强调法律的形式合理性，逐步转变为重视法治所能达到的实质正义和公平的过程。但是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西方法治已经是实质法治。事实上，形式法治仍然是西方法治的主流。回顾历史，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治发展的轨迹和一般规律。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颇有思想的学者纷纷提出了各自对于法治的主张。英国的戴雪首先提出了著名的法治三原则，从而迈出了现代形式法治的第一步。这三项原则是：“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合法方式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和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的人，不论地位和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9］仔细分析戴雪三原则后，不难看出，他的第一项原则实际上强调了依法统治，即法律具有最高权威；第二项原则着重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项原则类似于现代法制中的司法独立原则。总的来说，这三项原则都符合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属于形式法治的范畴，而且从事实上他也没有提出实质公平、正义的概念。此后，拉兹也提出了形式法治的观点并且提出了法治的八条原则：第一，法律必须是可预期的、公开的和明确的。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则。第二，法律必须是相对稳定的。第三，必须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第四，必须保障司法独立。第五，必须遵守像公平审判、不偏不倚那样的自然正义原则。第六，法院应该有权审查政府其他部门的行为以判定其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应该是容易的。第八，不容许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歪曲法律。在这里，虽然拉兹认识到一般法可能含有宗教或种族歧视方面的特别规定，从而在法治原则中包括特别法，但他同时强调特别法要受一般法原则的指导，最终维护一般法的权威。拉兹的形式法治观念与戴雪相比，更加明确和成熟，基本上涵盖了现代形式法治的要素，如法律应稳定、明确和独立。法治发展到现代，其内容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人们不仅要求以形式法治维护个人自由、反对专制特权，而且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即要求以实质法治消除社会不公，实现实质上的正义。例如，富勒不仅提出法的外在道德性，即法的实体目的和理想，像抽象的正义、公平等，而且强调法的内在道德性，即有关法律制定、解释和适用等程序上的原则或称法制原则。［11］富勒在《法律之德》一书里把法律之德区分为内在之德和 外在之德，认为法治是法律内在之德的一部分。[12]在他看来，具备法治品德的法律制度由八个要素构成：一般性、公布或公开、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性、稳定性、同一性。[13]事实上，从富勒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法的外在道德正是实质法治的要求，而法的内在道德指出了形式法治的特征。此外，像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和德沃金的“权利论”实际上是对形式法治的超越，是对人类更高的实质正义目标的追求［14］罗尔斯认为，首先，“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相同情况相同处理，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法无规定不为罪”；法律必须以清楚的意思被告知并且被明确地规定；审判必须公平、公开。[15]这一条要求强调了法治的外在规则性。其次，为了调整行为并因此取得为正义所必须的社会合作，规则必须具有某些与法治相符合的特征：必须做的意味着可能做的。[16]这一点实际是要求法律要在实体价值上合理，相当于富勒所说的“法的外在道德”。（二）当代西方对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争论随着形式法治理论的发展，其局限性逐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显现出来。更多的学者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17]这些批评和怀疑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对形式法治下法律的确定性问题的批评讨论，二是对形式法治能否达到实体正义的怀疑。从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关于法治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论争，其实质是法律确定性问题的争论。例如，概念法学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律的实体价值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和严格的司法监督完全可以实现，因此认为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具有确定性。而部分批判法学学者提出，形式化理性化的法律并不像概念法学所想象的那样天衣无缝，相反地它如此千疮百孔以至于法律的确定性都只能成为自欺欺人的幻想，[17] 因此作为形式法治核心的规则的合理性是可疑的。 现实主义法学则通过对法律规则适用过程的实际行为分析发现，纸面规则对适用者的约束非常有限，不要说纸面规则本身具有诸多局限，就是纸面规则能够做到像概念法学所宣称的那样尽善尽美，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也仍然不能实现确定性，这是因为具有独特个性的法律适用者永远存在，法律解释永远必不可少，事实确定过程总是变化莫测……[18]至于对形式法治能否达到实体正义的怀疑，则更多的集中于消除社会贫困和保护个人积极自由方面的讨论。然而，实际上，这种论争的发生是由于资本主义形式法治已经发展到较为完善的程度，形式法治的好处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人们的目光开始转向其不足之处，要求进一步完善法治，不仅要求法治形式上平等，公正，而且要求法治体现实体价值上的正义。 三、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在不同的学者眼中往往有不同的要求，经过分析和总结，以下几个方面被认为是形式法治最重要的要求。（一）普遍性形式法治要诣之一就是依法统治，即社会成员普遍遵守法律。法的普遍性有两层基本含义：从表层上看，在一定的国家或区域范围内，法应该是普通有效的，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它不应受个别人感情因素的支配。形式法治不仅是指普通社会成员要依法办事，更重要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不能例外，使依法办事成为社会关系参加者活动的普遍原则。更进一步说，法治之法必须普遍适用于社会成员，不允许有任何政党、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超脱于法律之外。当然，法律普遍性必须有法律至上观念和严格的程序做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法治所包涵的法的普遍性与法的统一性及公平性相联系；从深层看，被普遍遵守的法律还应具有被普遍尊重的根据，即法的合理性。它要么是具有某些普适的道德性，从而获得了被尊重的内在根据；要么是与一定的公共权力相联系，分享着权力的神圣性。[19]在这个意义上，法治社会的法律必定符合一种更为根本的超越国家与民族界线的更大范围有效的普遍准则。因此，法的普遍性理论往往与某种社会发展观联系在一起，法律也就具有了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20]（二）确定性形式法治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规定了人类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21]法律确定的东西不会因为一人一事而擅加改变，从而为人群建立和保持大致确定的预期，使公民个人和组织机构的行为有可预期性、持续性，以便于人们相互交往和建立促进各方利益的社会关系。（三）自主性当法治具有了独立自主的性质，它就脱离了工具主义的价值范畴，上升为人类实现自身价值需要的 东西。形式法治的自主性首先要求法律本身自治，即法律与道德宗教相分离；其次是从组织和机制上使司法机构或法官集团独立运行和行使权力；最后是要求法律职业上由专门的法学家集团承担，而不受其它权威力量的操控。法治的自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1. 法律是由民主选举的立法机关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制定的。尽管立法机制中权力整合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法治社会的制定法都是经过民主方式产生的；2. 司法机构独立运行和行使权利。即司法机构不受行政机构和其它政党、政治团体的操纵和影响。[22] 四、在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一）当代中国实行形式法治的必然性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总的趋势是走向民主和法治，但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无数坎坷和挫折。从清末预备立宪、准备开议院、设审判衙门并实行有限分权，到这一形式成为缓和国内矛盾、欺骗人民的把戏；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形式完备的法治，到《临时约法》被废黜，袁世凯抛出“袁记约法”欺骗人民；从1954年宪法给予人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到文革时期民主与法制受践踏，宪法被束之高阁，如同废纸。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中国实现形式法治的艰难。在当代西方众多思想家、法学家提出要通过实质法治实现实质正义的时候，我国面对的是法制不完善、执法和司法机制不健全、法律监督软弱无力，以及公共权力难以巡抚等情况，因此，现在追求实质法治不仅是一种奢求，而且会带来种种弊端。第一，实质法治要求运用道德原则作为立法、执法和司法的重要原则，但是当今中国社会利益和价值日益多元化，要想确定“道德”和“正义”的含义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正义和道德的概念不同，导致他们对道德和正义的要求也相异。第二，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实质法治中的福利法的实施本意是为个人特别是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们行使权利和自由以及维护尊严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但结果却造成了对私人自治的侵犯，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以及对个体尊严的冒犯。”[23]在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实施福利法的物质和制度条件，而且盲目实施福利法会破坏刚刚起步的法律形式平等的建设。第三，实质法治强调的是运用正义原则介入立法和司法过程，然而这一介入，对当代中国来说，在形式法治未完备、国家权力缺乏约束、法律从业者职业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只能使法律自治被打破，立法民主性和司法中立性被破坏。[24]最后，实行实质法治，必然要赋予行政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执法和司法工作人员法治意识不强、素质不高、不受严格程序约束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执法和司法上的新型专断。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由于法治刚刚起步，以及法治建设还受着众多不利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只能是按照法治发展的一般道路，依次循序发展形式法治，而不可赶国际潮流、跳跃式发展，盲目引进不适合国情的东西。（二）当代中国实行形式法治的意义形式法治可以反对专制特权。封建的君主专制时期，统治者言出法随，法律随人而定，成为为某些集团牟取利益的工具，而且法律极不稳定，废立全凭一人喜好，人民无所适从，甚至手足无措。相比之下，现代法治社会，普遍适用的法律代替了特别适用的法律，独立的法院代替了作为政治附庸的审判机构，平等的契约法代替了体现特权的身份法，人民立法代替了王法。总之，形式法治对于防止专权，保护人民权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形式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又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一般的、普遍的法律有利于被市场主体熟悉和掌握；明确、稳定和平等的法律有利于保障效率；独立的司法程序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公正分配利益。总之，形式法治有利于促进市场效率，维护市场主体权利，以及保障交易安全，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形式法治有利于维护实体权利。形式法治讲究法律的程序性，完善法律程序可以保障实体内容得以严格执行。目前中国仅仅走在法治道路的开端，更应该集中精力搞形式法治建设，如果现在谈实质法治，无疑超越了中国的国情，是一种奢求。形式法治有利于确保司法公平。就我国目前司法不公问题看，首先不是实体不公正，也不是制度不正义，而是程序不公平。[25]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活动与司法行为中存有重实质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但是，结果公正的实质正义却是人们主观最难评价与衡量的，由于评价主体法律认知能力的差异以及受主观期望与司法结果之间反差程度的影响，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结果会有不同的感受。 这样程序公平对于司法公正的界定与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司法的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够像技术精湛、结构严密的机器一样运行，从而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极大地提高了预见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实体不公或许只是个案正义的泯灭，而程序不公则是制度正义性的丧失。[26 ] 结论当代中国，由于法治刚刚起步，以及法治建设还受着众多不利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只能是按照法治发展的一般道路，依次循序发展形式法治，而不可赶国际潮流、跳跃式发展，盲目引进不适合国情的东西。我国的法治建设要从形式法治作起，这就要求：逐步完善立法体系，尤其是立法程序，使立法按照形式法治的要求进行；逐步确立司法独立的地位，使司法机构真正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而不受任何其他团体和个人的影响；逐步约束行政机构过于宽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迈出形式法治坚实的第一步。

法学论文 篇9

“naturalrights”在汉语中被译为“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或“天然权利”。它的根据是代表宇宙秩序的自然法。自然法就是天然的法则或天法。按照古希腊罗马哲学里的自然法理论，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它来源于人的本性，普遍适用，永恒不变。既然自然法被认为来自自然并由自然来规定的标准或规则，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必须遵守自然法。同时自然法高于人为法或任何社会契约，是一切正义的来源和依据。［4］它超越实在法而存在，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但是，这个理论并不是完美的。因为自然权利理论是基于人本性的理论，而人的本性是多样的，不同的人对本性的标准也不同，从本性中衍生出来的需求又五花八门。同时，对于每个人如何凭借自己的本性，通过既存的法律来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主张权利也众说纷纭。所以通常人们仍然认为，权利需要依托实在法才能得以确立和实现，即使有超越法定权利的权利，也需要通过国家法律来实现。［5］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以法律、秩序为名施行残酷暴行，使人们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无论政治制度或法律规定如何，都不可侵犯。然而，这些“基本权利”与普通权利之间或“基本权利”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二、权利限制的界限

按照康德的理念，自由的个人是引导其实现自我生活方式的最佳人选。为了实现自由，人们需要行使权利。但并不是所有权利的行使都是绝对有利的，许多选择对他人甚至自己有害。很多时候，两种同样合理合法的权利会发生冲突，必须做出一种选择。费因伯格拒绝将权利依据价值高地而排出位阶。在他看来，权利是个人对于正义的表达和选择。这样的选择不可能仅通过对比其基本价值而以命令的方式下达给偏好各异的人们。因此，他明确地拒绝以“爱”、“怜悯”或“神圣义务”为理由而取舍权利，认为这样做将会违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允许克制一个人的权利，也就是赋予立法机关对于善的选择以特权。”［6］但是除了像费因伯格一样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大部分学者还是赞成限制权利的，因为事实证明，个人权利的无限制行为将会侵害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关于权利限制的标准也是各陈一词。有人认为，关于权利的冲突和权利的限制，最主要的就是区分哪些权利绝对不能侵犯，哪些权利优于其他，哪些权利可以适当进行限缩。一般来说，对于国际人权立法中的“不可克减的权利”就是公认的无论以何种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犯的权利。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列举的七项权利：生命权(第6条);禁止酷刑(第7条);禁止奴役和强迫劳役(第8条第1款和第2款);禁止因欠债而被监禁(第15条);禁止有溯及力的刑法(第15条);被承认在法律面前的人格(第16条);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18条)。另外，也有人将宪法和普通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与一般权利的划分作为不能侵犯和可以限制的依据。这样的方法将所有权利进行人为位阶划分，把权利分为上位法和下位法，以达到保护较优权利，化解权利冲突的目的。但其实不妥。划分“不可克减权利”与可克减权利的依据是属于公法的国际法，而国际法的主要参与者是国家，也就是说这七种不可克减权利主要是针对国家而制定的义务。但是我们所谓的权利冲突，更多是从一种私法意义上来讲，是平等法律主体之间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苏力先生在其《“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一文中提出，当两个权利，特别是非物质性权利发生冲突，“尽管当事人无恶意伤害他人，但事实上有或没有过错地造成了伤害，这种伤害应该由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什么才是恰当和必要的限制。”［7］对此，他的解决方式是：当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高位阶权利(如反映公共利益的言论自由权)，因此而牺牲较低位权利(如私人权利的肖像权)也无需予以赔偿。因为社会必然有风险，总得有人来承担风险的损失或代价。“将这种代价通过法律转移给他人来支付，或许是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8］苏力先生认为这种冲突权利配置效率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即避免更大伤害或实现产出最大化，认为这是其对法学的最大贡献之一。那么这种权利配置效率观是否具有普适性？

三、法律经济学与科斯定理

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开篇就指出，在分析产生“公害”及其类似工商业企业行为时，传统的做法就是要求企业对其引起的公害给予损害赔偿。但这种做法不一定是合适的。因为一旦将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了损害，人们便常常会不由自主同情“受害者”。但实际上权利并不绝对，权利和权利之间存在交叉重叠，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界定和保护其中一种权利并不意味着界定和保护了另外一种权利。如果我们不事先假设哪一方的权利更重要，就会发现无论法院支持哪一种权利，都必然会损害另一种权利。“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9］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法律的本质都是利益的分配，并且是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利益分配，与私人意思自治的利益交换不同。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技术性因素，而是制度性因素。制度经济学作为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为实现法律制度的效率最大化提供理论依据。传统古典经济学假定“理性人”，即每个人都能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进行最优选择，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然而实际上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加上市场信息的不完善，人不可能成为“理性人”，此时制度的产生与完善降低了不确定性，减少了交易成本，将人的有限理性所带来的风险降低。正如科斯所言：“在一个重新安排法律体系确立的权利需耗费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处理妨碍的案件中，实际上是在决策经济问题和决定种种资源如何利用。”［10］科斯在其文章的最后部分，将传统经济学的生产要素分配转化为权利配置，并得出如下结论：“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由于“理性个人”为基础的经济学前提下，社会安排的选择并不简单等于个人选择的叠加，依据权利的相互性和利益的分配，现有制度的变化在使得某些人受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让另一些人处境恶化。无论是市场调控还是政府管理，每一项机制的变化都会产生成本，我们应当考虑总的效果。［11］可以看到，即使科斯定理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但是直接将其运用到权利冲突中仍然是略有不妥。首先，科斯将法院类比为企业，忽视了两者的差别。企业相当于一个理性个人，以营利为目的，自负风险。但法院不需要负担盈亏，但却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因此法律考虑的不仅仅是法院自身的司法执行，而是对于社会公众在规则选择时付出的机会成本。冲突权利配置效率观没有也无法推广到社会全部领域，特别是难以估价的精神领域。其次，平衡是法律的基本要求。在大陆法系，法官无权创设法律，只能遵守并运用既存法律。而现有的法律制度安排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即使不完美不合理，一旦破坏也需要耗费极大的社会成本来重新达成平衡。而现存的制度一般规定，除特殊情况［12］外应该保护既存的合法权利，侵害方承担赔偿义务。这明显与苏力文中支持的牺牲既存的肖像权的观点不符，与权利配置效率观不符。可以说，《秋菊》剧组仍应该承担疏忽大意的责任。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是所有竞争对手天然平等，并通过自由竞争实现优胜劣汰的资源优化配置。而在法律世界中，不能草率的贯彻优胜劣汰进行权利优化配置，因为矫正社会分配不公、保护弱者更是法律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片面追求效率目标是无法实现的。［13］

四、结语

法学论文 篇10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被人们颂扬备至，他酷爱书法文化，对王羲之的书法文化名品《兰亭序》更是爱不释手，亲自写下了《晋书•王羲之传赞》。李世民在统一天下之后，要求书法文化能够承前启后，又能服务朝纲，凸显出唐王朝的审美理想及格调。李世民所欣赏的书法文化具有平正温润、文雅清和、骨力刚劲等特点，在王羲之的书法文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因此，深得李世民的赞赏，甚至不惜以帝王之尊来推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初唐时期书法文化的美学思想的根本是经世致用，因此，这一时期以志气平和为特点的楷书特别兴盛。此外，这一时期的书法文化美学思想还融入了偏于阳刚的“中和”之美，继承了汉代书法文化所追求的“势”“力”以及魏晋书法文化所注重的“骨”，形成了此时基本的审美范畴。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

1.欧阳询。意法并重是欧阳询的书法文化理论追求，欧阳询可以说将楷书技法的难度发挥到了顶峰，他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合称为“初唐四家”。欧阳询通过总结别人的书法文化，创新性地提出了书法文化的“八诀”，如，横若千里之阵云，竖如万岁之枯藤……，他的书法文化作品集中体现了统一风格———险劲。欧阳询以严谨工整、平正峭劲、气势奔放、气韵生动等书法文化特点，将楷书的书法文化推向程式化、规范化模式，由此也在书法文化史上确定了自己的重要地位。从欧阳询诸多令人瞩目的书法文化作品和书法文化理论中，可以看出他涉及最多的还是具体用笔和结字的方法。他的用笔讲求稳健流畅，用笔方整，挥洒自如，笔力刚劲；间架结构则要求四面亭匀，八边具备。在用墨方面，欧阳询提出了“墨淡则伤神，绝浓必滞笔锋”的观点，可以看出，“冲和之美”的儒家美学思想已经渗透于其审美思想之中。

2.李世民。对书法文化艺术尽善尽美的追求，从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文化的推崇中得到深刻的体现。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文化家。他极力倡导王书，朝野上下对王书的学习成为一种风气，李世民的书法文化作品中不乏传世精品，其书法文化理论著作也赢得了极高的评价。李世民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文化神气冲和，不激不厉，优美无比，他对王书倍加推崇，称之“详察古今，研精篆素”。李世民认为，王书表现出了一种创新，这从某种意义上与开国之君励精图治、继往开来的精神相融合。不可否认，这也是它对王书赞赏的因素之一。李世民认为，书法文化创作如同战争，必须有指挥，就是书法文化中所指的“心”。李世民“以阵喻心”的说法，更加强调“骨力”的作用，他所追求的书法文化形态体现了筋骨劲键、笔墨温润的特点。

3.虞世南。他所追求的书法文化美是“冲和之美”，楷体风格具有内柔外刚、萧散洒落、圆润遒劲之美，在书法文化创作中，注重对书意的理解，在他看来那些模拟性的作品不能称之为书法文化，只有领悟书意的书法文化，才是书之妙道。此外，虞世南的书法文化中还美融入了儒道的“太冲“”太和”之气。

4.孙过庭。其书法文化美学思想是情动形言，强调书法文化是人本性的流露，是由情而发，是书法文化家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物质形式，不论哪种字体，哪种表现形式，都是字如其人，蕴涵了书法文化家的性情和修养。孙过庭推崇不激不厉、文质彬彬的书法文化美学思想，这一点继承了李世民的观点，把王羲之推为典范。对于书法文化的创作状态，以及书者与作品的关系，他提出了了具有重大影响的“五乖五合”之说，论述了创作中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孙过庭的《书谱》，对此时的书法文化美学作出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从中也看到了盛唐浪漫主义书风的曙光。

二、盛唐代书法文化美学思想：狂逸恣情，情怀壮美

盛唐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的局面，让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这一时期，美学思潮彰显了自由、豪放、典雅、包容等特点，表现在书法文化上非实用性的狂草，似乎饱蘸了这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审美色彩，迅速兴起，书法文化美学上充满了对逸气纵横的壮美情怀的追求，这在张怀瓘的书法文化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1.无形之象，无声之音张怀瓘之书论无论数量及哲理性都是罕有人及的，他的美学体系堪称博大精深。其美学思想体系中贯穿始终的是“意象”，他在对自己的草书进行探讨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就是：“探彼意象，入此规模”。意象最早起源于《易•系辞》，首次将“意”“象”共用于文论的是南北朝的南朝梁代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勰。张怀瓘所说的“意象”包括“意”和“象”两个方面，他认为书法文化美的“意”是高深玄妙的，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非世智所能诠释。书法文化之意必须要传递才能赋予作品之中，那么，就只有以“象”为载体来表现。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提出：“臣闻形见曰象，书者法象也。”“书者法象”指的是在书法文化创作中，要善于效法和运用自然之象，将其精神、气势等融会贯通于书法文化，凡是那些具有极高艺术造诣的书法文化作品，无不是借助“象”来表现字势与体势，达到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他认为，书法文化不是再现现实之象，是在创造意识和宇宙意识的启发下，获得现实之象的意味。意象之美令人回味无穷，遐思不尽。

2.风神骨气，阳刚之美张怀瓘对风神骨气的审美价值情有独钟，尤其是对“风神”倍加关注。风神是书法文化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韵、胸怀、修养、才华等。书法文化艺术的欣赏，要着眼于作品中书法文化家的学识、气质、道德、情感等精神境界。张怀瓘认为书法文化是一种满怀激情的创造，是全力以赴的投入，书法文化家的作品应该是自己的精神与字体神采、志趣的融合。他认为神采是一种生命本质的自由表现，大自然中的花鸟草虫、飞禽走兽都是各具神采的，书法文化家的艺术神采与其天性具有直接的关系，其成就首先要依靠天分，其次才是锲而不舍的练习功夫。他要求，书法文化的学习者首先要对自己的禀赋有准确的把握，然后再结合实际制定学习的目标。在张怀瓘的书法文化理论中，风神的内核是书者的个性修养。张怀瓘推崇具有阳刚之美书法文化，他认为草书表现充满着活力感、节奏感的壮美，十分欣赏王献之书法文化中所蕴含的动态美，横溢而出的逸气，喷涌奔泻的活力，具有扣人心弦的阳刚之美。这种美不露筋骨，率意、率性，自由，他书法文化理论独到、精深，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意象理论为宋代的“尚意”，拉响了序曲。

三、中晚代唐书法文化美学思想：崇尚法度，遍寻禅意

中晚唐时期，随着儒学的兴盛，书法文化领域的美学思想也随着发生了变化，尚法之风逐步形成，替代了曾经在盛唐风行的书法文化美学思想，自然、抒情、性灵等书法文化美学思想也寂然沉默。在此，对颜真卿、韩愈两位代表人物及晚唐五代禅境的追求，作如下分析论述。

1.颜真卿。强调法度美是颜真卿书法文化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中唐时期，经世致用的儒学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受之影响在书法文化领域内尚法之风也逐步形成。以韩愈、颜真卿为代表的艺术家，追求的是一种雄强豪放的精神气概，并用法度将其固定下来。颜真卿的书论中对“筋骨”与“雄媚”的联系着墨最多，他认为刚劲有力的点画为结构的字体，书品雄阔媚好，在此观点的指导下，“颜体”逐渐展示出了清新端庄、气宇不凡、丰腴秀丽之美，颜真卿的书法文化技艺理论，大多能够将自己所感悟到的书法文化意象联系起来，并寓技法于意象之中。

2.韩愈。韩愈是一位大文学家，虽然他不是书法文化家，却以特有的艺术敏感，对当年张旭的创作草书的情景，给予热情的描述，表达了自己书法文化的美学思想理论。书艺情表可以说是韩愈的书法文化美学思想。韩愈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立场指出，书法文化蕴含和表现的是一种情感，动乎于心，发之于书。与张怀瓘所强调的书法文化表现情感的观点不同，韩愈所说的情感是一种强烈的、一触即发的情感，在其内心是一种“不平则鸣”的心态。他认为，书法文化家只有在这样的心态下，才能表达出自己的情感。韩愈所倡导的书法文化理论，在当时只能是非主流的状态，因为，当时浪漫主义难以取代对法度之美的推崇。

3.禅境的追求，晚唐五代法美学思想。晚唐时期，佛教兴盛，随着禅宗思想的发展，一大批禅僧书法文化家出现。禅宗认为，世界万物，佛我僧俗，都是我心的幻化，要达到佛我合一的境界，需要心悟。对于书法文化创作，自己的心悟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禅僧书家看来，书法文化理论不是言传身教的，需要在心悟中获得灵感，他们主张书法文化要能“通”“变”，他们在书法文化上所追求的禅境，主要表现为超尘脱俗，自然清新。另外，晚唐书法文化审美还体现出对“逸”之美的追求，“逸”作为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被书僧运用到身法之中，表现出一种超脱，一种韵致。

四、结语

法学论文2900字 篇11

则公司裁员案例引发的思考

一、案件回放：

二、争议焦点

1、公司是否可以有“内鬼”就可解雇员工？

2、公司所称“临时帮忙”是否形成劳动关系？

3、公司是否可以“项目停止运营”可以解雇员工吗？

三、对争议焦点的分析

1、公司是否可以以有“内鬼”解雇员工取决于员工是否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我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不过，法律对何谓“严重”未作明确规定，一般来说，用人单位以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其一，劳动者的“泄密”行为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所谓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以及经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其二，劳动者的“泄密”行为在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中被列为应当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其三，有关规章制度合法有效并告知劳动者。

然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内容不得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更应避免用人单位假借遵守保密制度之名限制劳动者的自由表达，妨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实现。特别是涉及维护国家、集体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劳动者有权向第三方透露，用人单位不应因此以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对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经济补偿金标准的两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

所以，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有“内鬼”开除大部分员工必须符合上述条件。

2、至于宫廷文化发展公司的“临时帮工”是否可以随时终止劳动关系，要看其属于“全日制用工”还是“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有特殊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含义，《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对于“全日制用工”，就不能像对“非全日制用工”那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不仅解除劳动关系需有法定理由，用人单位还有依法书面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所以，如果公司能够证明被解雇劳动者在该公司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积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则所述理由成立，解雇员工的行为合法。

3、公司以“项目停止运营”解雇员工是否合法取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终止劳动合同。如果确因建福宫“项目停止运营”，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宫廷文化发展公司首先应与职工就变更劳动合同进行协商，如果职工不同意变更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所确立的劳动关系已没有存续的必要，公司可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其实对企业而言，客观情况变化解除一般只能适用于个别解除劳动合同，如一次性解除人数超过20人或者虽不足20人但超过劳动者总数的10%的，均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经济性裁员程序执行，而不能使用客观情况变化解除。宫廷文化发展公司清退了三分之二员工，自然应走经济性裁员这条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30天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对于宫廷文化发展公司来说，建福宫“项目停止运营”，也许可视为“经营方式调整”，但也只有在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要裁减人员，才可进行裁员。

需注意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

（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二）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在六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的，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的人员。还需注意以下几类人员不能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解除劳动合同：

（1）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2）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3）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4）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5）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5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

尽管用人单位裁员只要按照相应的程序上报，而无需获得劳动行政部门的批准，但为了有效防范企业裁员出现违法及损害职工利益的情况，对于用人单位未经法定程序即实行经济性裁员，有关部门应当从严掌握执行口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规定，“发现裁员方案与法律法规抵触的，应当告知用人单位予以纠正。”对于没有经过集体协商，没有听取职工意见或听取职工意见距离报告送达劳动行政部门少于三十日的等不符合程序的裁员，有关部门可以予以退回，要求企业履行相应程序后再次递交。而宫廷文化发展公司显然没有履行规定的裁员程序。

四、上述案例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章制度，并将规章制度内容告知单位员工或者组织员工学习。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内容不得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更应避免用人单位假借遵守保密制度之名限制劳动者的自由表达，妨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实现。特别是涉及维护国家、集体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劳动者有权向第三方透露，用人单位不应因此以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对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经济补偿金标准的两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

其次，用人单位应当明确与劳动者间的劳动关系。不论是全日制用工还是非全日制用工，用人单位都应当留存用工时所签订的协议、合同等相关证据，以避免发生纠纷凭借维护己方的合法权益。

再次，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将单位规章制度、集体劳动合同、裁员方案等报送劳动行政部门等审查备案。同时，用人单位内部应当建立工会组织以维护广大员工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发生影响大范围员工权益事件时，用人单位及时与代表全体员工利益的工会协商解决。另外，用人单位辞退个别员工或者裁减较大数量员工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尽到一定的社会责任，这样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

法学论文2400字 篇12

【摘 要】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经济法的整个过程，是对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根本准则。当前学界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较为多元化，至今未能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提炼应当遵循一定的标准，必须立足于经济法的特征、本质以及价值理念，体现其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根本任务和追求实质公平的价值观，在表述上，应当符合经济法的语境。根据这些标准，文章将经济法

【关 键 词】经济法基本原则确定标准基本原则构成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概述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法的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是由法所确立的在其调整一定社会关系时，在一定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基本准则。经济法的原则，则是指由经济法所确立，在其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时所遵循的准则。法的原则有基本原则和局部性原则之分，经济法的原则同样分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经济法的局部性原则，我们探讨的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涵盖整个经济法部门，该部门所有法律规范从其制定到实施全过程都要贯彻的经济法原则。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研究状况评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未达成基本共识。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社会本位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平原则、经济效益原则、经济安全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

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正原则、经济安全原则。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定标准

在提炼经济法基本原则时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否则基本原则的确立就会形成上述混乱的状态，失去其应有的本原性和准则性。总体来讲，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要具备一般法律原则的规范性，又要反映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具体而言，应当有以下几条标准。

法律规范性标准。所谓法律规范性标准，主要是针对当前一些学说把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原理照搬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现象而提出。法的原则作为法的三大要素之一，本质上是法律规范，是法言法语。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也应如此，即首先必须先具备法的规范性，然后再反映其调整经济领域的立法特性。

高度抽象性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要有一定的高度性，要在经济法的体系中起到一种提纲挈领的作用。法的基本原则往往体现着一个部门法的基本的精神、价值与本质，它不同于一般的法律规则，而是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与抽象性，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

特定性标准，即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体现经济法本质，经济法本质上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要能够从理论上强调经济法的这一本质属性。这一方面表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只适用于经济法，另一方面也表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也不适用于经济法。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构成

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经济法是一种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协调的新制度，经济法旗帜鲜明地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己任，即所谓的“社会本位”。同时，鉴于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对于社会利益的维护主要是指社会的经济效益，而对于其他社会利益的维护则由社会法等其他法的部门承担。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经济法本质上即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既强调国家应对进行干预，又强调国家的干预应当适度。国家的适度干预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以及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的方法和手段，国家适度干预包含以下两点。

首先，适度干预应当合法。任何类型的国家干预必须在主体、内容以及程序方面具有法律依据，具体来讲，合法干预的内容包括：干预主体合法，即干预主体必须是法定的，除此之外，任何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不得为国家干预行为；干预行为合法，即干预主体必须依据宪法、法律规定或者授权为国家干预行为，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干预主体不得为自己或者特定机构创设无法律依据之干预行为；干预程序合法，即国家干预行为必须符合程序法规范的要求，使干预行为具有程序性，它是正确行使干预行为的根本保证。

其次，适度干预应当合理。所谓合理干预，是指国家干预行为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凡是市场自身能够调节的就无需进行干预，否则，必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在合法干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要求。合理干预主要包括干预范围合理以及干预力度合理。干预范围合理是指国家干预的范围不应超出市场失灵的领域，包括信息失灵、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供应等问题。干预力度是决定干预绩效的关键，力度不足必然导致预期的干预效果无法达到，力度过大则会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这就需要政府根据市场失灵的程度，从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权衡考量。

（三）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

由于社会经济总体由全部经济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构成，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必须注重维护而不是妨害广大经济主体的利益，否则维护社会总体效益便是一句空话。但是二者之间毕竟存在着矛盾冲突，因此经济法的基本原则需要起到一种“衡平”的作用，在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经济法主体利益之间、在不同经济法主体利益之间进行衡平，以最终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的协调。因此，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的基本精神是，经济法主体的依法作为或不作为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应依法获得相应的利益，即在增量利益的总和之中占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以实现经济法主体之间、经济法主体与社会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配合适宜。

上述三条原则具有各自特定的内涵，相互之间也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社会本位的理念，强调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是经济法的根本任务。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反映了经济法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的本质，认为国家适度干预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和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的根本方法。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体现了经济法实质公平的价值追求，在经济法主体之间以及经济法主体与社会整体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点，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

法学论文2100字 篇13

摘要：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不同国家的法人与个人之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际经济法自产生以来，对国际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有关国际经济实体产生了巨大影响。笔者拟在对其概念的界定基础上，对国际经济法的历史进行相关的梳理，并对其思想做出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论文

一、国际经济法的一般价值

国际经济法是各种规范的总称，主要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税收和运输关系。国际经济法运用自身的调整角度、调整范围、规则模式以及运作机制，让这些价值具有新的特定的意义，就是要达到秩序、自由、正义、效率的目的。

(一)秩序

在确立国际经济法的时候以及在确认国际经济法秩序方面的时候这其中的好处便体现在国际经济法的秩序价值上。秩序的体现是体现在国际交往中的不同层面，拿各国的关系来讲，国家之间的力量比较、竞争与合作便是一种秩序；就国家对个人的管制来看，该国的涉外经济秩序是由独立的政府管制变演变而成的。

(二)自由

追求自由是人类一直向往的。在国际经济法的范畴里，对自由的定义主要包括了国家赋予个人的交易行为和国家本身的经济自由。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1.在国际法上，制定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自由的含义主要是体现在国家主权的经济领域原则上。

2.在现代拥有主权的国家不单单对涉及本国的经济活动的管制上给予自由，还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维护本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

3.商人的作用便是完成跨国经济活动。国家赋予了商人们自由交易的权利，商人们追逐着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同时，还使得国家有关产业得以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国家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

(三)正义

经济公平和经济正义是国际经济法正义价值的两个分支。公平是一种利益分配的算术平均或者是几何平均。正义便是法律使强者和弱者之间有所缓和，并且起到保护弱者的地位和实现生态正义的目的。

国际经济法是为了让国家间具有公平公正的效果，主要方式有：一是，在处理国际经济问题时，要平等对待发展中国家，要使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先发表见解和优先进行表决的权利。二是，对发展中国家不但要在贸易方略政策上提供咨询和辅助还要在资金技术方面提供相应的扶植和具体的帮助办法。

(四)效率

就国际经济法的起源及国际经济法的内容来讲，这其中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国际经济和其他资源的最优配置，在国际经济的效益方面使其大大提高。国际经济法追求的效率是：在国与国之间出现经济决策的时候，快速、及时地提出有效的实施办法；当国际经济交易者出现国际经济行为的时候，需要一个顺畅的法律环境并可以在其中自由的活动；当出现了国际经济争议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快速、便捷、有效地并且可以解决争议的办法出现。

二、国际经济法的特有价值

国际经济法也是法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尽管它具有发的一般性质，但是就其自身来说也是具有它本身自己的特殊性质。下面就来说说它具备的一些独特的特点。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价值分析

国际经济法早已对经济全球化做出回应。首先，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之间的经济交易不断的增多。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是每个人都期望的，所以要为商人们设立跨国交易规则，还要推动世界范围内商法规则的统一。其次，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商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要求市场规律可以突破国家疆界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其巨大的作用；各国政府也想要发展本土经济，因此就必须扩大对外经济交往。虽然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的越来越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理措施的弱化。

(二)加强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体现

我国学者进一步的研究国际经济法是为了去完善我国的涉外经济的立法、发展与扩大，同时也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符合国际惯例的要求。这其中是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的。

1.为了给外商的投资以更好的法律环境。近些年来，外商的投资在中国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如何能给外商们的投资提供更好更健全的的法律环境，便是我们的当前所要面临的问题。我们不断的学习和研究有关国际投资和国际融资等方面的法律，因为这样便会使我们更好跟准确的与外商签订好融资和其它引进外资的合同。

2.在法律上保护我国需要引进的先进技术。我国的好多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因此就会涉及到专利、专有技术、许可证等一系列法律方面的问题，在引进技术时我国要避免一些对我国不利的和不公平的条款的限制，同时还要国际公认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上也要给予遵守和认同。

3.我国对外经济交往能力不断增强，国际间经济的合作也进一步得以开展。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形式的开展也越来越多，比如：国际租赁、三来一补、土地批租等等。这些都关系到了复杂的法律问题，也涉及到了各类涉外经济合同。

4.在产生一些涉外经济纠纷时，可以作为一种法律武器。争议和纠纷是在各国间进行经济交往的过程不可避免会发生的，这便涉及到了如何对具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解决，按照什么法律程序解决，要不要参照外国人的法律以及同外商谈判的原则和标准。

在对国际经济法价值的研讨中，我们发现要把国际经济法中的一般理论价值和部门法本身的属性结合起来才不会在研究部门法价值时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样也会为更深入的研究部门法的价值，同时也会使部门法和其他学科得到更完善的发展。